我是在1947年秋天考入徐州一中（当时的名称是江苏省立徐州中学，简称省徐中）的。当年的省徐中是江苏省的名牌中学，雄冠苏北，广大少年学子，无不憧憬着她，以考进这所中学为荣。我小学毕业之后，第一个目标就是省徐中，“雄心勃勃”，大有除她莫属的劲头。但是等到报名之后，便知达到这个理想并非易事。因为。这一年省徐中的初中部，仅仅招收80人，可报考的学生却达到3000余名，心里着实捏着一把汗。不过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也只有就此一搏了。那就碰碰运气吧！考试的结果，证明我的运气还不错，因为我竟然被录取了。我不知道科举时代状元及第是何等的荣耀，反正当亲友们得知我被省徐中录取的消息后，前来我家祝贺的人是络绎不绝的，确有门庭若市之感。

我是怀着一种荣幸加荣耀的心情走进夹河街省徐中的大门的。小小年纪负笈出外求学，硬是被这种心情支撑着才不致哭鼻子恋家不舍的。进了学校以后，方知这里的规矩很多而且很严。每天，黑漆漆的便被钟声叫醒了，我们的班主任孙竹屏老师，时已年过半百，比我们起得早得多，站在我们的大联铺前督促，谁也休想偷懒，包括他的小儿子孙继广（他和我同班）在内；在晚饭后，还有两个小时的自习，也是不得迟到或者早退的。白天的六节课，安排得满满登登，小脑袋被塞得胀乎乎的发痛。不过，这也倒好，紧张的生活，使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，把想家的心事忘到一边去了。

那时，我们确实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教科书”的。可是，外边的世界却很不平静。这一年，解放战争已到了关键时刻，国共两党的几百万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，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，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的蒋家王朝已朝不保夕了。就在我刚刚进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不久，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便在徐州周围拉开了序幕，在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隆隆炮声，半夜里有警车的怪叫，马路上有受伤的国民党兵在拦路抢劫……。“双十节”刚过，学校里也开始骚动起来，有点儿人心惶惶，特别是校长焦福星从原江苏省会镇江发来的给全校师生的一封信，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情绪。信的大意是：现在时局很紧张，可能有大的变动，前途未卜，望广大师生对自己的前途早作安排……言外之意便是：逃亡江南还是留在徐州，应有所选择。

一石击起千重浪，同学们更加惶恐了。家住本市的同学，一个个背起书包回家，征询家长的意见；住在外县的同学，也纷纷离校。我也尾随同学们之后，回到刚刚离开不久的故乡。母亲见我突然回家有点儿惊讶，她问我：怎么这个时候回家来了？不年不节的。我如实地告诉了母亲：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势，我将何去何从呢？母亲的回答很简单：咱们哪儿也不去。管他国民党走了，还是共产党来了，只管上你的学好了。遵照母亲这个果断的“决定”，我很快地赶回学校里来。

情况变化得真快，才两三天的时间，学校已经显得空荡荡的了。家庭有大背景的，离校南迁；父母在本市的，回家和家人共命运了；家在外县的，大部分没有返回。我很后悔没有留在家中和寡母一同渡过这大动荡的局势。但现在已“悔之晚矣”了，因为东陇海已成为淮海战役的主战场，家乡已是双方争夺的焦点，我已有家难归，只得困守在学校里听天由命了。好在同学中还有一部分和我处境大致相同的人，还不算太受寂寞。

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，前线距我们越来越近了。隆隆炮声，日日夜夜不绝于耳，震得窗上的玻璃簌簌作响，有时，似乎炮弹是直接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似的。周围已被解放军包围，徐州成了一座孤城。此时，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困难，物价飞涨，达到天文数字，国民党当局发行的“金元券”已贬值到极点，一个烧饼，需要数万元；伤兵和小偷一起杀人越货，官员和宪兵一同倒买倒卖；警车怪叫，惊马长嘶，人心惶惶，朝不保夕；我们则一夕数惊，度日如年，更令我们难以忍受的是，学校又被邱清泉的新五军所霸占，其伤兵医院就设在校园内，每天不断地从战场上运来一批批伤员，躺在我们的教室里，他们哭天嚎地，呼爹叫娘，闹得鸡犬不宁；每天又从学校中运出一车车肢体不全的尸体，臭气曛天，吓得我们心慌神乱。待到后来，校内的“国军”军官竟然逼迫我们学生去护理伤员，为他们端屎倒尿，洗衣浆衫。这些伤官自恃是“有功之臣”，脾气极大，动不动就摔桌子踢板凳，打人骂人。我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小孩子，怎堪忍受此种凌辱？但又无可奈何，血淋淋的事实，使我们连做梦都感到害怕。

好不容易熬到11月底，天气逐渐冷起来了，寒流伴着激烈的枪炮声，连同死亡的威胁，一齐逼近我们。此时，我们留校生均已“弹尽粮绝”，两手空空，真是心急如焚哪。几乎一致盼望：解放军快些打进来吧！不管其平日是何种政治态度，何等家庭出身，求生的欲望，已经压倒了一切。

11月30日是个天气阴沉的日子。天上彤云密布，地面朔风凛冽；盐粒似的小雹和着丝丝小雨，无声地落在地上。我和一位同学，在校内实在闷极了，便想出来遛遛。到了夹河街口一看，只见通向庆云桥的那条马路上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。成群的“国军”们挤挤轧轧地蜂拥在马路上，一个个神色仓惶，如丧考妣。我们有些纳闷：他们这是怎么了？现在往哪儿开？但又无处可问。正好，此时一个报童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叠新出的《徐报》在叫卖。我过去买了一张，注目一看，只见报上头版头条通栏套红的大标题是：

“徐蚌会战第一阶段我军取得伟大胜利”，“徐州外围固若金汤”。

“哼，鬼话！”我的同学一旁说道。我心想，千万别是这样。它要“固若金汤”，我们可连稀汤也保不住了。随又百无聊赖地走回学校。此时，迎面开来了一辆辆大卡车，车上除了一些军用物资外，便是一帮死的、活的、伤的、残的“国军”。其惊慌之状，真是惶然如丧家之犬了。

夜幕刚刚降临时，就听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，震得我们胆战心惊，无法安睡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；可到了黎明，爆炸声却奇怪地消失了，周围显得异常沉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什么大风暴前夕的征候？正当我们惊疑不定时，一位同学自外面跑来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：这下可好了，国民党从徐州撤退了！爆炸声是他们自己把云龙山下的火药库炸掉了。

充满孩子好奇心的我们，立即走出校门。这时，黎明的晨曦刚刚退去，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，大地一片晴明。突然，远方传来了鞭炮声和欢呼声以及“打得好来打得好，四面八方传捷报”的歌声，随着这声音，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，人群中走着一支雄壮的队伍，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，脸上洋溢着亲切的微笑，不断地向两旁的人们挥手致意。哦，是解放军进城了，徐州解放了。于是，我和我的同学们也手挽手走进欢呼的人群中去。

解放了，我们迎来了新的天地。在《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》的歌声中，我们又重新走进了课堂。不过，学校已经改名为“徐州市第一中学”了。我们在新生的“一中”校园里，沐浴着党的阳光，吸吮着崭新的知识乳浆，健康地成长着。在这里，我们欢呼过解放大军横渡长江，欢唱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。在青春笑语声中，我念完了初中，又升入高中。1953年的秋天，走进大学的校门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建设者，在祖国的遥远的北方，为建设边疆、开发边疆而光荣地劳动着、战斗着，边疆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青春的脚印，洇着我辛勤的汗水。参与设计和制造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、大型轧钢机和一系列填补我们国家空白的重型机器产品，发挥了我的青春的光和热。美好的生活激起了我的灵感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我又拿起笔，进行文学创作活动。辛勤笔耕几十年，著书立说15部。我用一颗真诚的心，歌颂祖国的四化建设大业，歌唱伟大人民的丰功伟绩，歌咏时代的进步、生活的发展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。如果在40余年的征途中，我确实获得一点成绩的话，我总忘不了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，忘不了在徐州一中生活、学习的六年时光，那是我生命史上最珍贵的一页。

1997年春节于北京亚运村寓所

程树榛，徐州一中1953届高中毕业生。曾任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党委宣传部长，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；是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学时代》、《钢铁巨人》、《生活变奏曲》等和多部中短篇、报告文学、散文等文集。

原收录于2002版《校志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