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苏轼思想嬗变在教道领域中的体现

摘要：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巨匠，苏轼熟稔于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具体内容，并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个人思想及艺术特色，开创了一代豪迈之风。纵观其不同时期的作品，不仅蕴含着作者的精辟见解和思想精髓，也展现着圆融通觉的人生观，并客观映射出儒道佛三教集一身的思想嬗变历程。

关键词：儒道佛，融通，嬗变。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，四川眉山人，成长于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。年少才思敏捷，千言立就，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，一时名动京城。1079年调任湖州知州，写下“湖州谢表”，却被别有用心的新党断章取义，污蔑他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。不久之后，便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师，受牵连者达数十人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，同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。虽免于一死，却备受排挤和打击。此后宦海沉浮，转任颍州，扬州，英州，惠州，最终被贬至海南岛，终其一生。在如此曲折坎坷的人生轨迹之中，除去外物，儒道佛三教无疑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与理念支柱，并在不同时期幻化出各具一格的色彩。

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序言中说：“从佛教的否定人生，儒家的正视人生，道家的简化人生，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。”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，除了“儒家的底子”，还有“庄子的哲学，陶渊明的诗理，佛家的解脱”。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：“初好贾谊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，既而读《庄子》，谓然叹息曰：“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。……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得以窥见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甚为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苏轼身上所具有的人格典范与思想魅力，依时而变，顺势而生，就精神层面而言，表现为儒道佛三教的互补与共促。下文将从三教交融互通的角度对其思想嬗变进行表述及简释。

一.初入仕途:“奋厉有当世志",儒家入世思想的确立

苏轼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厚教育和熏陶，尊崇孔孟，并在启蒙学习阶段受到了如贾谊、陆贽这样的儒家学者的影响。这些学习榜样帮助苏轼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，即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"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"的目标。此外，苏轼的家庭背景也为他的思想形成提供了土壤。在他年少之时，由苏母直接授其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汉书》等儒家著作，加之自成一家、深通儒学的苏父的谆谆教诲，苏轼“比冠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“亦奋厉有当世志”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，主张积极用世，移民为先，并于其早期的学术兴趣和思想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
嘉佑六年，苏轼参加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制举考试，考入第三等，被授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签判的官职，进入其人生的“初人仕途”的重要阶段。为实现“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的崇高理想 ，他以儒家积极进取、兼济天下为圭臬，勤于政事，关心民生疾苦，努力使自己成为既有识、又有为的实干家。

《喜雨亭记》写于苏轼到凤翔任上第二年。文章围绕“喜”“亭”“雨”三字写了上至官僚，下至民夫欢庆天降甘霖的热烈景象，表现了苏轼关心农事与民生疾苦，与民同忧、与民同喜的可贵精神，也同样是儒家思想宗旨的体现。

二．熙宁、元丰初年之外任：“内儒外道”思想的发展

苏轼在元丰元年十一月写的《庄子祠堂记》中曾云：“故其著书十馀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胜箧》，以诋訾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此知庄子粗者。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，要不可以为法耳。”借此为庄子正名。他认为庄子是敬重孔子的人，只不过庄子主张不能把孔子的学说当成儒学的典范。这种看法为苏轼集儒道一身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同时，在地方任职上，苏轼往往用顺应自然、无为而治的思想处理政事，用老子的“随缘自适，少私寡欲”、庄子的“安时处顺、超然物外”对待生活，此时，“内儒外道”的思想特征初现雏形。

除此之外，这种思想在《绘宝堂记》中得到进一步体现。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乐，虽尤物不足以为病。留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病，虽尤物不足以为乐”。其中“寓意于物”既合庄子“观鱼之乐”，又包含儒家礼乐之意 。由此可见，两种苦乐观的实质，不是被动屈从于客观物质生活，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尤其是精神力量在人生道路上所起的重要作用，同时体现了苏轼在理性分析自身所处时代与具体环境的特点后，对道家重生轻利、重自然物质、随遇而安等思想，及儒家“重义轻利”、“君子固穷”等道德准则的吸收利用，“内儒外道”的思想最终形成。

三、黄州贬谪：佛老思想的融通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，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，用语暗藏讥刺朝政，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，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据《汉书·薛宣朱博传》记载，御史台中有柏树，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，故称御史台为“乌台”，亦称“柏台”。“乌台诗案”因此得名，苏轼也因此被贬至黄州。

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，为了一家二十几口的生计，苏轼于黄州郡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耕作，并自号为“东坡居士”。“居士”原是对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称呼。这个自号，标志着苏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：佛老思想开始成为他在逆境中的重要处世哲学。

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苏轼作《雪堂记》一文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朱靖华曾对此进行点评：在《雪堂记》中，东坡作为一位清醒的主体意识者，他决定既不做嗜佛习道的方外之士的“散人”，也不做“趦趄于利害之途”的儒教“拘人”；“我之为”，则是一种既不脱离现实又不拘泥现实，既“不傲睨万物”又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的高尚境界的自由人格。可以窥见，苏轼此时对于佛道两教已有了深刻的认知，并用批判性的眼光对二者进行剖析和融合，最后提出“性之便，意之适”的人生观，他并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，而是将佛道思想为己所用，将其转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。

在此以后，苏轼开始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，不为俗世所累。正如著名的《前赤壁赋》云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?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? ”恰好对应了庄子的观点：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”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”即万物齐一，无优劣抑或贵贱之分。以这种心态去看待江水与明月，尽管它们似乎无穷无尽，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。再者，正如庄子所言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，苏轼也主张对待“天命”要豁达乐观，“安时而处顺”。上述文字体现，黄州苏轼已经完全接受了道家的“齐物论”与“天命观”，这种超然物外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，使他超然于仕途的荣辱得失之外，寻找到了精神寄托，对自然与人生收获了新的看法和体会。

由此可见，黄州时期，曾经对释道无情排斥抨击的苏轼，在认清现实后开始接受佛老思想，并身体力行，全身心投入进去。

四、惠儋生活 ：三教合一思想的实现

在经历了黄州时期的参禅悟道与返璞归真之后，苏轼又重新得到重用，元丰八年五月，苏轼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，苏轼连连升迁，被委以重任，做到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、兼侍读，之后还是因身上拥有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为政敌所不容，再次请求外任，历任杭州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之知州。四任知州期间，苏轼依然坚持儒家积极人世的精神，勤于政事，为民造福。杭州任上全面治理西湖，颍州任上开发颍州沟渠 ，扬州任上停办万花会，定州任上整顿武备，都体现了儒家“兼济天下”的思想。但苏轼并没有忘记儒、佛、道同修，特别是在贬谪到惠州和儋州后，这种思想更为明显。

在惠州，苏轼担任团练副史，未归田园，却心系天下。此时的他，似乎绝意仕途，与出家人交谈，试着与先人陶渊明和诗，心境入禅。但恬淡喜欲的外表还是掩饰不了他心系家国大事的内心——以天下为己任，以民生映己之功绩。

在海南儋州，远离京师的飘渺海域，苏轼改民俗之粗鄙，授以犁辕，作以学堂。当时儋州居住少数民族之人，文化落后中原。面对识浅见微的黎民，他尝试将自己的学识传给他们，并且在多年后培养出了当地的第一位举人。面对日光沙滩椰树海风，尽管潮湿闷热，他乐在其中，拾起三个椰子，更将空壳付冠师，给自己，给兄弟，给儿子。《试笔自书》中，他借着一芥微蚁之说，将一腔心胸通达过“岂知俯仰之间，有方轨八达之路乎”的洞然海风。

回首一生，他最想与人诉说的，不是才满京师时的辉煌，而是颠沛流离时的岁月中他把半生失意揉进浮沉宦海，打捞起一生的才情与旷达。

总而言之，这一阶段的苏轼认为“仙山佛国本同归，世路玄关两背驰”，逢庙必拜，见道则访。他在《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吾非学佛者，不知其所自人，独闻之孔子日：‘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日：思无邪。’夫有思皆邪也，善恶同而无思，则土木也，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，无思而非土木乎?”这种从儒家出发，用道家的方法印证佛家思想的论证过程，正代表了苏轼以儒、道释佛学，实现自我思想三教合一的基本特点。

五．总结：智者在困境中的超越与不凡

这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，采取不同的思想进行自救，这种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形成，他的生活态度被概括为“超脱旷达、随遇而安”，这也成为了他人生的真谛。可以见得，苏轼身上既有儒家的经世致用，又有道家的顺应自然、怡情山水，佛家思想启示他既认识到万物皆空，又能在内心感悟中超越尘世琐碎，求得心境空明。

回首过往，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，挫折坎坷。但从上述文字中，我们得以描摹出他思想历程的变迁，得以重现出他在困难中的失措与彷徨，迷茫与徘徊，挣扎与自救，得以站在他为自己的精神栖居所找到的广袤大地，窥见智者在困境中的超越与不凡，也借此自我勉励，自我促进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刘大杰.中国文学发展史.中【M】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.

[2]王水照.苏轼选集.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版.

[3]林语堂.苏东坡传【M】．张正玉，译，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．2005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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